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之儒学的传统发展道路似乎已经到了尽头，这给了中国教会和广大真正的基督徒以历史性的机遇。

　　中国文化何处去?中国文化怎样发展?儒学和中国文化必须注入新鲜力量，才能重新获得勃勃生机，而基督教的核心—基督的救赎恰恰可以给中国文化提供生命力和创造力。何世明指出，“要使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而又以基督之道一以贯之，原有两大途径可行。其一是使中国文化进入基督教之信仰中，作为阐释基督教信仰之工具，我们乃称之为国学化的神学。其二是使基督教信仰进入中国文化中，予以修正，加以改造，我们便又称之为神学化的国学。而不论国学化之神学或神学化之国学，都必须以基督之道一以贯之，这便是我们所提倡的融贯之学。”[1] 这与利玛窦所开创的文化适应之路是一脉相承的。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基督教的观念来理解与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并赋予其以崭新的意义，使其中的的许多因素成为见证普遍启示的有效例证与资源，使其中的许多方法也成为我们认识真神的可能途径。中国古代先哲一直在探索宇宙的奥秘、人生的真谛，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能够与真神直接相遇，或者说没有能够与神面对面，但他们也依稀见到神恍惚的身影，或者朦胧体验过神的同在。

　　请看《中庸》开篇的声称与描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里对“天命”的解释及对君子与“天命”关系的描述与基督徒对神的理解及对神人关系的体验是极其相似的，特别是后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完全可以与“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对读，或者成为它的一个中国化的解读与注解，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这段话语的领会来加深对神人关系的理解，也就是说儒家君子面对“天命”之“慎读”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对天父的默想。又如《论语》首句即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的“时”主要有两种含义，一为“随时”或者“时时”，也就是经常的意思;一为“时机”或者“时刻”，就是指“合适的时机与时刻”。后一种含义与圣经中的一些思想是一致的或者很相近的。如《传道书》中就有很多地方讲到这种意义的“时”，“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传道书3：11)“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传道书3：11)此处的“习”也有两种意思：一为“温习”，一为“实习”。对于所学习的，要经常或者在恰当的时间温习、复习，即所谓“温故而知新”;同时，又要把所学习到的放到生活中去实习、实践，这样，才能发挥其实际作用，也能够对其体会更深，也就是所谓“知行合一”。这一思想也是圣经中所强调的。耶稣基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7：21-22)雅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雅各书1：22)“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书2：26)约翰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为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约翰一书2：3-4)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孟子讲仁义礼智，“凡有四端于我这，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我们就可以将之与耶稣的话语来对观。耶稣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愿意的吗?”(路加福音12：49)“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福音7：38)《周易》中对“研几”的精妙的解释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所谓“圣灵的微声”。总之，我们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理解可以帮助我们体会圣经的话语，反过来，有了对圣经真理的把握，也能够使我们对儒家经典有更深的认识，发现其中的新意义，而且这也是我们所强调的重点。起初，这样的相互观照与阐释可能会使基督教对中国人更具亲和力，更容易接受，从而，可以再进一步把中国人引入基督教真理的堂奥之中。

　　其实，运用其他文化资源来阐释圣经真理也是古已有之。奥古斯丁就曾经运用新柏拉图主义来驳斥摩尼教，阐释基督教真理。“正如希伯来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把他们主人的珍宝带走，所以基督教神学家也可以自由地使用异教徒的观念，只要这些观念可以与福音相融，并且对于福音的传扬有用处，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2]整个西方基督教神学也可以说是以古希腊哲学智慧来诠释基督教信仰的结果。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贯还有许多的路径与切入点，许多教内外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扎实而细致的工作。明清时期，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所做的开创工作暂且不论，就20世纪来说，也出现了一批致力于这一伟大事业的学者与信徒：20世纪上半期涌现出的有;活跃于20世纪下半期的老一辈的有，新一代的则也有。当下，不少大陆学者也参与这一事业之中，如王怡、余杰、刘小枫等。大陆学者以教外人士为主，他们多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加入。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一代传人也开始正视基督教了。

　　除学术层面外，在实践层面，更有许多的事情可做。中国基督徒应该努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成为学习四书五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几十年前，谢扶雅先生曾经提出要重编圣经，要把中国文化典籍编入圣经之中，这种提法未免太过，但其初衷是叫人们毋忘中华文化，还是可嘉的。教会完全可以发起新一轮的阅读四书五经运动，鼓励神职人员和信徒阅读，也带动全社会来走近儒家经典。具体来说，教会不仅应该有圣经的查经班，也需要有四书五经的查经班;或者可以将圣经和四书五经放在一起对读，相互阐释。历代注释四书五经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能够出新意的不多。中国基督徒如果从基督教立场和精神来重新注释四书五经，相信会发现前人所未发现而令人耳目一新，使其恢复生机与活力。从传教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基督徒若能够在维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走在前面，必能够改变人们视基督教为“洋教”的习惯印象，也能够使基督教更能够为广大中国民众所接受，从而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国文化界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学热”，如发起儿童读经运动，大规模祭祀炎黄始祖，大规模祭祀孔子，纪念废除科举制度100年，还有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北京大学开办“乾元国学教室”，网络上出现国学频道，汤恩佳作尊孔环球演讲，中国政府拟在国外创办100所孔子学院等。应该说，这是中国基督徒融入传统文化、改造传统文化的一个绝好机遇，不能等闲视之。[3]

　　中国基督徒还可以在建立和发展基督教节日和庆典方面作些工作。余达心牧师说：“中国人崇尚节期和庆典。虽然现今在大都会里，这种情操已经趋于淡泊，但许多时候，我们仍然有一种向往的情怀。在中国农业社会中，人们很能具体地感受到时序的变易；而且把感受溶入生活中。华人教会却很少把人生的感受溶入庆典中。我们很少庆祝，很少节期；整天只注重讲道。可是，有时讲道的功效很弱。相信今天华人教会需要重新建立庆典和节期。”[4]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可以把基督教的庆典与中国的民间节日结合起来。一条途径是将基督教节日(不是基督信仰内容)适当的中国化，可以在庆祝这些节日时适当采用一些中国的、民族的形式，可以将这些节日向更多的中国人推广。基督教将来也可以走这样的路，使基督徒的节日能够逐步成为全民族的庆典。现在，这种情况也正在发生，如圣诞节，在一些大中城市中，就几乎成了一个大众节日，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而言。另一条路径是将中国节日赋予基督教的含义，或者运用中国的节日来表现基督教的内容，这也是一种移风易俗。如中国人在过春节时所采用春联、灯谜等形式，就完全可以用来表现基督教信仰的内容，这样也更容易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中国基督徒将来也可以将一些基督教传统节日转化为中国民间节日，注意，切不要排斥和抵制中国传统节日，当初太平天国的错误做法就是前车之鉴。此外，我们还可以创建一些新的中国基督教节日。感恩节就是在美国形成的一个基督教节日，它既表达了向上帝感恩的基督教信仰的内涵，也纪念了印第安人对美国早期移民的帮助以及民族之间的和睦同居。中国基督徒也可以纪念神在中国所做的特殊工作和恩典。如福音入华纪念日，宋尚节在内地各省市布道纪念日等。

　　实际上，已经有不少的中国基督徒在默默身体力行，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之间牵线搭桥。如有不少牧师传道人在运用中国的文字学、训诂学的知识在讲道中向信徒解释福音的含义，揭开天国的奥秘;还有一些教会将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列入神职人员和义工培训的课程之中;一些国学功底深厚的基督徒创作了许多以福音为内容的春联;一些教会举行春节大礼拜，一些教会举办中秋节圣乐崇拜，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些团契把孝敬父母、重视家庭等传统美德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

　　应该说，时至今日，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沟通融汇的主要障碍和藩篱已经撤除和废去了，基督教入华文化环境已经大大改善。如基督教入华最重要的关于尊孔祭祖等问题的所谓“礼仪之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些礼仪习俗在广大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在偏僻的乡村还为一些人所遵守。就是说儒家已经不再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和古文化的功能已经逐渐地淡化和退隐(如果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儒家曾经在中国发挥着宗教的社会功能的话)，而其作为道德价值核心的教化功能仍然存在，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生活与观念。而这些不是基督教所要反对的，而是基督教所要补足和成全的。所以，现在正是基督教改造、更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好时机。文化是一个生命体，当基督教在西方文化生根成长，它与文化载体不能硬性分割。我们可以做的，是让基督教在中国文化载体中继续生长，它的核心部分在新的土壤重新滋长，某些非核心的西方元素在新的文化载体中自然消灭。”[5]中国基督徒应该好好把握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为这一宏伟事业各尽所能。当然，中国基督徒的最终任务并非复兴儒学，复兴中国文化。或者说是达到最终目标时需要经过的道路。中国基督徒的最终目标是使父的国降临，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总言而之，神已将如何使中国文化基督教化的责任和福音使命一同交托在我们的肩上。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也不能忽略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

[1] 何世明：《融贯神学与儒家思想》，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第145页。

[2] 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277页。

[3] 目前，已经出现了远志明的《老子与圣经》、王敬之的《圣经与中国古代经典》、唐尧的《先贤之信》等试图融汇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著作。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4] 同上，第35页。

[5] 杨庆球：《中国文化新视域：从基督教观点看中国文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6月第1版，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