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中国神学的停滞、成长与教会处境（18世纪初到20世纪中）

这段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期，同其之后的一个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于，基督宗教不但依然在中国存在，而且一直在缓慢地发展。这段时期又可以以19世纪中叶和末年中国的两次社会政治巨变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

2．3．1、在第一个阶段（从1707年的禁教令到1844年的弛教令），朝廷对传教下了禁令，而且从康熙后期到雍正时期再到乾隆时期，禁令越来越严，直到19世纪中叶，对基督宗教（主要是天主教）的取缔和压制从未停止。在这一百几十年当中，有许多传教士被逮捕、驱逐、监禁，其中许多还被处绞刑、斩首或死在狱中，有更多的中国教徒遭到同样的甚至更严酷的对待，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1724年全中国约有三十万基督徒， 到1839年仍然约有三十一万三千人！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在所有的传教士要么在中国东躲西藏，要么在冒险进入中国之后只能在地下隐蔽传教，同时所有的中国教徒不能公开活动，甚至时时面临危险的情况下，中国神学也就必然会陷入停滞状态。所以，我们很难看到这段时间有什么中国神学或汉语神学的作品留传下来。

不过就整体的基督宗教而言，由于新教传教士在19世纪初叶（1807）的进入，这一阶段的最后年间竟然出现了中国神学开始成长的迹象。

由于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字工作上，所以可以说，新教的在华传教一开始就促进了中国神学的生长。马礼逊在苏格兰人米怜（William Milne）的帮助下，在1819年之前就已经把《新约》和《旧约》翻译成了汉语，这无疑是中国神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也可以说是中国神学在长期停滞后的生长点。马礼逊还翻译过苏格兰教会的教理问答手册和英格兰教会的祈祷书，而且自己撰写过不少小册子。而由米怜皈化的第一位华人传道者梁发，则撰写了以后大大影响过洪秀全的《劝世良言》。另外，马礼逊和米怜创办的英华书院、印刷所及其发行的世界上第一份中文定期杂志《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无疑也推动了以后中国神学的生长。

然而总体而言，从1807年到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尽管有郭实腊（Karl F.A.Gutzlaff）和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等人为代表的欧洲和美国传教士到中国并创办英文报刊，分发圣经、建立医院、教育机构和传教组织，尽管有米怜的《二友相论》和马丁女士（Miss Martin）的"基督教三字经"，中国神学的生长，还是主要体现为圣经的汉语译本——除马礼逊外，还有马歇曼、麦都思、裨治文的译本，马儒翰修订其父所译的《新约》，郭实腊和麦都思所译的《旧约》等等。

综观这一百多年中国神学停滞的状况，也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其直接受到社会政治和教会处境的制约。天主教的情况已如上述。就新教而言，马礼逊来华之后三十余年间，传教士的增加不过二十来人，而且多半只能住在中国本土之外如澳门、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曼谷、甚至缅甸和印尼等地。华人新教徒不到百人，而且多半是传教士雇佣的人或其开办学校的学生，或者是来自与外国人有商业来往的阶层。这一切，都是满清统治者闭关锁国政策（不许外国人定居，更不许传教）的产物，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闭塞环境和中国教会的地下处境所决定的。

2．3．2、在第二个阶段（从1844年的弛教令到1900年的义和拳），尽管清政府在列强压力之下，从1844年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1846年确认天主教徒的信仰自由，发还康熙时代所建而后被没收的教堂开始，逐步放松甚至放弃了传教禁令，但是，由于朝廷和各级官府默许、支持或实施的对教会的迫害，以及一些教士的骄横和一些谣言的散播所激发的各地官绅民众"反洋教"的风潮，从19世纪中叶直到该世纪最后一年，中国基督教会一直没有完全摆脱被敌视所包围甚至随时可能遭到暴力攻击的处境。

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象，中国神学总体上仍然处于生长艰难的状态，同时，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这个艰难的时期，中国神学进一步巩固了它最重要的生长点，或者说进一步巩固了它赖以前进的大本营，即圣经汉译的完善化。

一方面，生长的艰难并不意味着毫无成长。不仅有一些基督教文献，如班扬的《天路历程》(J. Bunyan's Pilgrim's Progress)、丁韪良的《天道溯源》（William A.P. Martin's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以及很多《赞美诗》被译成汉语，到1877年已出版了521本神学和记述作品、82本教理书、54本祈祷和礼仪书、63本赞美诗集等等，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中国人用汉语写作的通俗文献，如席胜魔牧师写的讲章和诗歌。当然，其中影响中国社会甚大者，首推梁发写的《劝世良言》以及洪秀全写的《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

另一方面，从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等英国传教士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重译圣经，到裨治文等美国传教士在六十年代的再次努力，从早期各新教差会联合翻译圣经的尝试，到Delegates' Version（所谓"代表委员会译本"或"翻译委员会译本"）的十一个版本，从纯粹文言文到半文半白再到白话文甚至各地方言拼音文字的圣经译本，诸多版本中文圣经的出版及其译文的逐步完善，为中国神学在下一个阶段的成长，以及它在以后世代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和最为坚实的根基。这无疑是这个看来缺乏神学原创性的时期不可忽略和最为杰出的贡献。

关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神学同社会文化的紧密关系，或其所受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刚才提到的梁发和洪秀全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比《景教碑》全面得多地介绍了基督教的观念，但其关注的重点却是那个时代或那个社会——所谓"世"，就是"世代"或"世道"。《劝世良言》一开始就用大量篇幅批判了当时社会中流行的儒佛道三教和形形色色的民间迷信；《原道醒世训》则批判了狭隘的地方观念（或民族主义），引证《礼记》的"礼运大同篇"并斥责当时的"乖漓浇薄之世"；《原道觉世训》更引证《诗经》、《书经》，批判"秦政"、迷信，又援引从韩愈到海瑞的儒者前贤为自己论证......这些文献，不但不像当时和现在一些无视原文的人所说的那样完全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反而显示出并表现了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更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怀和当时社会形势的明显影响。

2．3．3、在第三个阶段，即从1900年到1949年间，教会经历了堪称最大教案的义和拳事件之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正常发展，这也是基督宗教自从在17世纪初开始扎根中国以后，至少从18世纪初开始遭受迫害两百年以后经历的较长时间的正常发展。与此相关，这也是中国神学自诞生以来经历的第一次真正的成长。

首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保守派（或称顽固派）利用义和拳排外，同时掀起了对基督教会的猛烈冲击，这似乎事与愿违地、同时却符合历史规律地带来了相反的结果，即基督教会随后在内因外因共同作用下的正常发展。尽管教会发展的速度并不很快（到1949年时天主教徒有350万人，而新教徒只有100万，在将近5亿人口中所占比例确实很小），教会成员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一，但它通过举办现代学校、医院、新闻出版和社会服务等等事业，甚至通过一些基督徒对推动中国进步的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的参与，从而积极参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了远远超过其人数的巨大作用，赢得了比以往好得多的社会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