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基督宗教的文字出版事工已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基础，这为中国神学的生长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条件。除了狄考文(Calvin W. Mateer)、傅兰雅(John Fryer)、林乐知(Young J. Allen)等传教士编、译、写作了各门学科的大量书籍，更重要的是从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到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主持工作的中华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几十年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量出版了许许多多包涵各种现代知识的书籍报刊，其中当然也包含基督宗教方面的出版物。

最后，我们还应提到，中国神学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即圣经的中文翻译，在此期间获得了一个总结性的成果，即后来通行于各派新教教会之中的"官话合和本圣经"。在这个译本问世的1919年，旨在改造中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还在进行之中，其重要目标即以"语体文"取代"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的事业，也尚未完成，因为规范的语体文尚未完全成形。由此观之，一本长达一千好几百页、包含极其丰富语言现象的《新旧约全书》，居然完全用语体文表达，而且这种语体文的规范程度，使之能为使用无数种方言的中国普通民众所理解，其适切程度，使之能为将近一百年天翻地覆巨变（包括语言变化）后的当代中国人所明白，这的确堪称语言运用方面的奇迹。据此，我们还可以说，这个圣经译本以及它的成型过程，确实为现代汉语即语体文形式的汉语的形成，作出了独特的巨大贡献。当然，它也为汉语神学或中国神学的真正成长，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