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如所周知，中国神学在20世纪的上半叶，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成长或发展。这既体现为从赵紫宸到谢扶雅等众多书斋型神学家的众多著述，也体现为从倪柝声到王明道等一系列领袖型布道家的诸多讲章。如果说前一类人的神学著述还较多地反映着社会文化关切的影响（例如早期的赵紫宸对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的关照，后期的谢扶雅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关照），那么，后一类人的神学言说，则更多地反映了信众个人灵修的需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反映了真正属于中国民众的教会的需要。

这应该是中国神学发展的必然。因为，任何一种母语神学，只要其所服务的本土教会有了较为正常的发展环境，它（即使不是全部）怎么能够不转向自己应该为之服务的本土教会，以本土教会的需要作为自己首要的关切呢？

倪柝声和王明道这类通俗布道家的神学，作为中国神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在中国教会的处境在这一阶段大为改善的情况下出现的。

三 、中国神学的死亡与复活

然而，正如现代中国的很多文化艺术形式和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中国神学在二百年的停滞时期后，刚刚成长了几十年，就遭遇到一场足以令其死亡的浩劫。

3．1、中国神学的死亡与政治背景（1950年代到197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中国的社会生活就被卷入到朝鲜战争之中。就中国的基督宗教而言，"三自爱国运动"最初就是以抗美援朝的名义发动的。当然，后来冲击了所有教会的，是从那时开始连续多年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这导致了教会的重大分歧——以王明道等人为代表的不少基督徒反对从宗教转向政治，最后不得不转入地下进行宗教活动，从而成为今日所谓"家庭教会"之滥觞。随着王明道和倪柝声之类人物的入狱，他们的追随者或同类教会连基本的宗教生活都无法进行，这一类型的或前面所说着重教会关切的中国神学当然就死亡了。

另一方面，官方认可的"三自"系统的神学，先是转向官方要求的政治主题，并力求与其基调保持一致；后来则随着官方趋向反对一切宗教并在实际上消灭一切宗教，也不得不逐渐噤声并最终衰亡了。曾经活跃的神学家们停止了写作，甚至遭到迫害，神学书刊己完全消失，甚至全国所有的神学院也逐渐合并，最后连一所也不剩了。

这一切，当然是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政治背景的直接后果。这个背景，就是最高领导人为实现其政治目标，常常先在学术机构、教育机构和一切媒体中全面压制并消除异己的思想观念，甚至株连一切异己的文化表现——而宗教、基督教及其神学，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3．2、中国神学的复活与社会文化（1980年代到1990年代）

前述阶段随着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及1978年邓小平掌权而结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顺应了对以往政治高压反感的民心，导致了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苏。在这种社会文化条件下，中国神学也以一种历史上少见的特殊方式开始复活。

这种特殊方式，就是神学复活不是教会神学的直接复活，而是神学通过一种曲折的或间接的方式，即通过学术界进行基督教研究的方式曲折地复活。

在回顾这一过程时，我曾把这一阶段进行基督教研究的学者划分为三代人 ，他们不同的经历，决定了他们的研究具有不同的特征。

第一代学者，指的是现在70岁左右或80岁左右，或年纪更大的学者（其中一些已经去世），换言之，在中国神学开始复活（更准确地说是基督教研究开始复活）的1980年代初，他们的年纪已在40岁以上。在此之前，他们在狂热的革命年代（1949-1976年的毛泽东时代）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形成了受共产党影响极大的世界观。

他们当中的教会人士，经历了我所谓"从宗教到政治"的过程。就是说，从1950年代起，他们就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从宗教活动和神学工作转向了当局所要求、所发动的政治运动。即使在1950年代早期宗教言说在教会内部尚可进行时，在1980年代以后可以重新在"三自教会"内部著文发言时，他们的神学（例如丁光训、陈泽民等在"三自教会"内有地位而又能进行神学著述者的神学）也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 。但是，由于他们实际上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并没有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权利和地位，而只能紧跟执政者已经制定的政治方针，对之表示赞扬，本来就脱离社会实际很远，又由于神学语言的特征而脱离更远，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某种"悬空的政治神学"。

这一代学者中的教外人士所经过的历程，我称之为"从革命到反思"。就是说，他们的青春年华全部被那些残酷的"革命"耗尽之后，其中不少人开始不同程度地反思革命的荒谬。一些人在回首那些革命激烈抨击的"西方"文化和"传统"文明之际，发现作为"西方传统"的基督宗教至少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对象。于是，他们在当时还不可能进行神学研究的教内学者（如郑建业、陈泽民等）和兼跨教内教外的学者（赵复三先生可算是典型）的协助下，开始了可称为"基督教研究"的事业。1980年代出版的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和罗竹风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的基督教条目，作为1949年之后三十多年中第一次客观介绍基督教知识的著述，可以算是这种研究的起点。这种研究绝对不是神学，但作为当时可以公开出版的唯一的严肃的基督教研究，却提供了以后任何神学研究的现实可能性。

第二代学者是1980年代初期30岁左右，也就是现在50岁至60岁左右的一代人。他们在世界观形成的年纪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幻灭，所以不像上一代学者那样牢固地确立了官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们的头脑更为灵活、开放，也更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因为他们多半都有"上山下乡"或在基层长期生活的经历）。其中一些人在"文化革命"时期的封闭结束之后，终于可以接触外部世界之时，发现有一种博大精深的西方传统，即基督宗教，至少是值得了解的。于是，他们经历了我所谓"从了解到理解"的过程，其中一些人更投入时间精力，认真进行研究，促成了基督教研究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这些学者中又有少数，在寻求自我或个人的精神出路，寻求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出路之时，从基督宗教中得到了巨大的收获，经历了我所谓"从寻求到收获"的过程。

这第二代学者的研究，更多地涉及到神学，特别是西方神学的介绍或研究。但除了少数的例外（主要是其中居于少数的基督徒学者），他们并未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神学著述，而只是站在神学外边看神学。不过，在当代中国的学术环境下，这依然构成了神学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正是在这一代学者比上一代学者更多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所谓"狭义的汉语神学"运动 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才得以发展起来，从而不仅大大推动了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研究，也大大推动了真正的基督教神学在衰亡多年之后的复苏。

3．3、中国神学的演变、发展与教会处境（21世纪初）

中国神学的演变与发展，总体上说，是始于我所谓第三代学者的工作。

第三代学者基本上现在是50岁以下，即多半在1960年代以后出生。他们受到革命狂热和"文革"动乱的影响较少，也不像第二代学者那样被迫停止了中学和大学的学业，所以他们所受的教育较为系统。同时，因为生活在革命意识形态已丧失"公信力"的时期，他们一般不像第一代学者那样笃信学校里教的那一套马列教条。他们已经可以接触较多的基督教资料（包括第二代学者的不少译著），还有机会到国外留学。所以，我把他们的学术经历归结为"从学习到专精"，就是说，较好的学习条件，已使得他们的基督教研究可以在总体上比前两代学者更为专业更为精到，这其中就包括更多的神学研究。

这一代学者可以做更多的、更地道的神学研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当中更多的人经历了对基督教"从兴趣到委身"的过程，换言之，他们当中有更多的人变成了基督徒。这当然也是1980年代以后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复苏并奇迹般地生长的结果。

这一代学者，以及作为他们和第二代学者的学生的第四代学者，不但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而且其研究领域已不像前两代学者那样局限于"基督教研究"（Christian Studies），而扩展到了作为信仰阐释的神学，这就使得中国神学有可能回到自身并有所发展。正因为如此，我称之为中国神学的演变与发展的真正开始。

这一重大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国教会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家庭教会的发展。

众所周知，从21世纪开始，中国家庭教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在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中心城市尤为明显。这一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教会成员的教育程度有了飞跃式的提高——尽管成员多为文盲半文盲的农村家庭教会依然是中国教会的主体，但是有不少海外留学归来者和中国名校毕业者加入或领导的中心城市新兴教会，却拥有大量大学生和专业人士。这种情况与部分大学教师和学者的基督教研究相结合，就造成了中国神学演变和发展的契机与条件。由此，我们不但可以看到部分"以书代刊"的出版物上 有了明显增多的神学论文，而且可以看到大量硕士和博士论文以神学研究作为主题，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教会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并在上面刊登神学文章。

尽管如此，在今天的中国，除了三自教会不能公开发行的《金陵神学志》和天主教爱国会不能公开发行的《神学研究》之外，依然没有一个专门从事神学的公开定期杂志，也没有任何神学家协会之类学术组织，没有任何神学专业的学术会议。前述家庭教会的杂志不能公开发行，三自教会、家庭教会和大学及研究机构内的神学工作者也基本上各自为政互不沟通。

所有这些，当然也是中国当今教会处境的必然结果。这种处境的最大特点，就是三自教会受到党和政府的严格管制，而家庭教会则长期处于非合法的地位，无法公开活动，很难进入公共领域。同时，由于中国的大学和学术机构基本上都是国营的或由国家控制的，而党和国家一直严格提防任何基督教的因素进入大学和学术机构，所以在大学和学术机构中，神学也没有合法或公开的地位。所有这些，决定了神学在今日中国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但必须面对困难努力工作，而且必须仰望苍天保持希望。

四、结语：中国神学的特征与趋势

4．1、回顾：从政治到社会到教会

回顾从公元7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一千三百年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神学的一大特征，就是其关注的重心是从政治到社会文化，再从社会文化到教会。

唐朝景教文献的内容，显示出景教关注的重心是统治者的政治和宗教政策，元朝也里可温教神学文献的缺失，显示出也里可温教关注的重心是对政治结构的适应。明末清初中国神学的诞生，本身就是天主教传教士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的结果，而此后近一百年的中国礼仪之争，本身也是在应对社会文化的方针方面的争论，这些都反映出中国神学不得不高度关注中国的社会文化问题。清廷禁教和新教传入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国神学，从梁发等批判佛道和民间迷信，到吴雷川等寻求儒家与基督教的共同点，从传教士重视圣经汉译（和介绍西学），到自由派重视社会福音（和社会革命），全部都显示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不得不高度关注中国的社会形势和社会文化问题，而这当然会在中国神学中留下明显的痕迹。到了20世纪上半叶的后期（1930到1940年代），由于中国社会的开放和中国教会的发展比较正常，一部分中国教会领袖如王明道和倪柝声等人，开始把关注重心转向信徒的"灵命"培养和教会的"属灵"使命，而且在这方面留下了可观的神学遗产。这可以视为中国神学终于"走向教会"的明显表现。只不过，这些表现维持的时间不长，就被1949年开始的由政治造成的社会衰落和教会衰落所淹没了。

4．2、展望：从教会到社会到政治

站在21世纪起初十年的位置展望未来，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种同以往一千三百年完全相反的趋势，即中国神学将不得不把关注的重心，从教会转向社会文化，再转向政治。

尽管如上所述，以个人灵命和教会使命为重心的中国神学寿命不长，但是这一特征或这种重心却一直存在于中国教会甚至海外华人教会之中。而且，这种情况也已反映在中国家庭教会刚开始出现的神学思考或出版物之中——在当今的中国大陆教会处境下，他们也不得不把思考和言论，局限于较少政治敏感性和较少公共性的话题上。

但是，这种以教会为重心的神学言说已开始显现出部分的改变，即开始关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及其同基督教的关系，包括儒家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同基督教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当代大陆新儒家十分关注基督教，或者同政府一样关注提防基督教的"文化渗透"，有时甚至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危机，己发展到了任何人也不能回避的程度，这必然使得中国的神学也不能不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新的趋势也已经初露端倪，那就是对社会政治或政教关系或政治理论的关注。 从总体上说，这并不是中国教会主动的或有意识的倾向，而是教会所处环境的驱使所至。由于中国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的处境，最大的问题来自执政理念导致的政教关系和政治结构，尽管绝大多数教会领袖不得不刻意回避这类问题以求自保，由少数学者或神学工作者开始思考、写作这类论题而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思考，肯定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趋势。因为，这涉及到教会的生存，也涉及到基督教关于"两个国度"的基本理念。

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观察结论。但我相信，这个趋势是必然的。我还相信，这个趋势是有益的，不论是对中国神学本身，还是对中国教会、对中国社会，都是如此。